探寻“大红袍”之谜

□　陈祥龙

      自古以来，武夷山“大红袍”就以它奇妙悠远的韵味和独特的岩骨花香被尊为岩茶之王、万茶之尊，引得多少爱茶人梦寐以求，赋诗吟唱。然而由于年代久远，战乱火毁，文献缺失，“大红袍”与武夷山的船棺一样，都披着一层神秘玄妙的面纱，历史故事、神话传奇以及民间认识众说纷纭，使其成为一个不解之谜。
　　说来惭愧，笔者曾供职武夷山市八载有余，却也没有弄通弄懂“大红袍”。今年，时逢茶界泰斗张天福老先生百岁生日，笔者编写《张天福的武夷茶缘》一书，作为献给这位老茶人百岁生日的礼物。于是怀着揭开“大红袍”母树之谜，探究“大红袍”身世的愿望，笔者查阅有关历史文献以及相关人士的文章，采访了多位茶人，掌握了大量的资料，终于理出两条线索来揭开这个谜底。一是揭开“大红袍”母树之谜；二是揭开“大红袍”身世之谜。尽管是笔者的一家之言，但来源依据确实可靠，相信基本能还原出“大红袍”的本来面目。故写此文，以飨读者。

“大红袍”母树之谜

　　笔者在武夷山市工作时就听到对“大红袍”有三种说法：一是说大红袍即极品肉桂；二是说大红袍是几个名丛搭配而制的混合香型的茶；三是说奇丹单丛即大红袍。当时听了就觉得晕乎乎的，实在不知所以然。去年在网上又看到一篇文章，对“大红袍”母树真假之谜也有三种说法：一是根据陈舜年等著的《武夷山的茶与风景》一书《上篇·茶》有记载大红袍有正副之分。“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，不肯以真品示人”。依据书中这句话，文章作者这样诠释：“为了保护‘正大红袍’茶树，僧人故意在‘副大红袍’茶树附近刻上‘大红袍’三字，以转移游人的视线。因为‘副大红袍’长在较高的地方，游人不易采摘。僧人这样刻意地‘掉包’实属无奈之举。但此举既可以保护‘正大红袍’茶树，无意中也大大提高了‘副大红袍’茶树的名气，延续了‘大红袍’的品种和品牌。”这种推测，总觉得不够可靠。因为武夷山宋代的摩崖石刻比比皆是，却看不到明代僧人所刻的“大红袍”。二是根据作者访问张天福老先生，张老说原来的“大红袍”茶树在距离现在“大红袍”不远的地方，就在一个大岩壁下的路边，树丛也将近一米，上面有水滴从数丈高的岩壁上滴下，终年不干，正好滴在茶树上，茶叶非常茂盛，可是在五十年代就死了。这种说法显然有漏洞，既然这株“大红袍”长得茂盛，又有水源，怎么会死掉呢？再说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正本“大红袍”也不止一处。三是民间说法，说的是人们把“正大红袍”改称为“大红梅”，以混淆视听，更好的保护“大红袍”。据1951年担任“大红袍”母树所在地天心村土地改革小组组长，现已八十高龄的傅志美老人的回忆，确有其事。现在“大红袍”附近是有一丛大茶树叫做“大红梅”，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枯死了。如此说法与第二种说法十分相似，亦应存疑。
　　带着有关“大红袍”母树之谜，笔者决定找陈德华先生去，陈德华何许人也？
　　陈德华——中国茶叶学会会员，武夷山著名的茶人，1963年从福安农校毕业，分配到武夷山市茶科所工作，四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武夷岩茶科研工作，曾任武夷山市茶科所袍母树过去我在武夷山市工作时听过三种说法，近期在网上又看到三种说法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　　他说：“大红袍是最好的武夷岩茶，大红袍就是大红袍。那几种说法都是错误的，张天福老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人，他强烈的事业心，对科学执著的追求，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，永远是我的楷模。去年6月，张老写信给我，说看到我写的《武夷大红袍二三事》一文，让他想起1981年在省茶科所评茶时，很凑巧地将大红袍与肉桂排列在一起，难道大红袍和肉桂品质风格上确有其相近之处吗？张老又谈到5月间，有友人来舍喝茶，他泡武夷山茶人刘宝顺的2005年大红袍与肉桂各二杯，也难分得出是哪一种，你认为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吗？”说到这里陈德华先生停顿下来，呷了一口茶，继续说道：“其实大红袍就是大红袍，也就是现在三丛大红袍的第2株就是大红袍母树正本。我在《武夷大红袍二三事》中写过1962年中国茶科所派员来武夷山九龙窠剪枝正本大红袍，1964年春福建茶叶研究所也派员到九龙窠剪枝大红袍带回福安繁育，2005年我到中国茶科所和省茶科所看过他们剪枝培育的大红袍，与母树在茶树、树型、叶型上都是一样的，与肉桂茶树比较则完全不一样。再则，从萌发期来看，肉桂一般在每年5月10日左右就可采摘，而大红袍要迟5到7天。此外，正本大红袍在岩韵上与肉桂也是有区别的。”
　　1985年11月，陈德华先生到福安参加福建省茶叶研究所40周年所庆活动，私下向该所一位老同学要了5株大红袍茶苗，带回栽种在武夷山茶叶研究所“御茶园”名丛观察园中，也就是这5株大红袍茶苗茁壮成长，承担着繁殖推广的任务，20多年来，繁育了大量苗木，使纯种正本大红袍的面积年年不断扩大。
　　武夷山大红袍于上世纪60年代初就走出九龙窠，20多年后，绕了一个弯，又回到武夷山。回顾这段历史，面对大红袍母树的各种说法，陈德华先生真是感慨万千……

        “大红袍”身世之谜

　　看完以上的文字，我们已经明确“大红袍”母树现在仍然实实在在地存在，纯种正本的大面积的大红袍也存在。“大红袍”无论从茶树的树型、叶型以及萌发期和品质、香型、岩韵都不同于肉桂、奇丹等其它茶品种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，现存的“大红袍”这株母树，是不是历史上最早被命名为“大红袍”的那株？这就有赖于茶叶科研人员做进一步研究工作，本文这节则要探究“大红袍”身世之谜。
　　在对于“大红袍”由来的传说中，有“状元报恩说”、“皇后治病说”、“县丞祭茶说”、“县长命名说”等几种说法，下面笔者想对几种说法逐个作个分析判断。
　　一是“皇后治病说”。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情理和逻辑。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，试想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，皇后得了“鼓胀病”，要用“大红袍”来消积治病，即使用快马，也要十天半个月，且一路上山高路陡，马能否跑这样的山路？可见，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。
　　二是“县丞祭茶说”。虽然自古以来武夷山就有祭茶的习俗，也是地方官员出来领头进行祭茶活动，但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是不合乎古代官场严格的着装礼制，故这种说法也有些牵强了。

        三是“县长命名说”。因为现在武夷山九龙窠“大红袍”摩崖石刻，是民国三十二年县长吴石仙书写，由天心村石匠所刻的，因此有人推算“大红袍”得名于1943年。这种说法有点简单化。1921年蒋希召著的《蒋叔南游记》第一集《武夷山游记》中写道：“如大红袍，其最上品也，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，天游亦十数两耳。”可见，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肯定有“大红袍”茶了。还有清朝道光年间，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《一斑禄·杂述》卷四里写道：“……若闽地产‘红袍’建旗，五十年来盛行于世。”“建”，即指建宁府（现建瓯市），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管辖；“旗”，指的则是茶，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、枪，古人常以“旗”、“枪”比着茶叶，按照“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推算，也就是说“大红袍”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名扬天下了。足见，“县长命名说”不准确了。
　　四是“状元报恩说”。说的是明初有个福建籍举子雷镒赶考途经武夷山，中暑昏倒路旁，被天心寺僧人抬入寺中，以茶入药为其治病。举子病愈后赴京考上状元，回天心寺报恩，方丈说救他的乃是一株茶树，雷镒即以状元大红袍披盖此茶树，以表谢恩。这个故事不胫而走，从此，这株茶树就被人们称为“大红袍”。这种说法，最合情合理，也最令人信服。其理由是：
　　大红袍，顾名思义就是大红的袍服。我国服饰的发展史上，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，明朝洪武时期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，朝廷明确规定“一至四品着绯袍，五至七品青袍，八、九品绿袍。其中“绯”就是指大红色。刚中状元显然还没有品级，但状元地位特殊可着红袍，“大红袍”茶出现于明代比较合理。
　　《明史·胡潆传》记载明成祖广泛“颁御制诸书”敕封寺院宫观，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“永乐”字号。朱棣为追杀建文帝，曾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，胡潆到了武夷山时入驻天心寺，爱喝茶的胡潆听了“大红袍”的故事，便请旨敕封，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，并正式册封九龙窠那株茶树为“大红袍”茶。清代释元贤著的佛教古籍《瑞岩实录·诗偈》中有胡潆的《夜宿天心》诗：
云浮山际掩禅院，
月涌天心透客居。
幽径不寒林影下，
红袍味里夜可无？
　　这首诗描述了作者夜宿天心寺，彻夜品饮“大红袍”的情形，足以证明，尚在明初天心寺僧人就有“大红袍”一说，与“状元报恩说”十分吻合。综上所述，“状元报恩说”和其他说法相比，更具有史料性、文化性、逻辑性、合理性，其故事情节、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均和有关史料记载相符合，顺理成章，令人信服。
　　行文至此，“大红袍”神秘的面纱已被揭开，“大红袍”的身世及“大红袍”母树真假之争都在世人眼前展示其“庐山真面目”了。